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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建筑劳务公司多数只剩“空壳” 包工头六月底会消失吗?

国务院最近专门发文对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意见,而建筑行业作为农民工的主要流向领域,目前正面临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工伤等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的窘况。解决农民工维权难题,按照建设部的想法是用劳务公司取代包工头,这一做法能否真正实行,包工头会否消失,农民工维权难题由此能否解决?对此,拭目以待。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日前出台,文件要求所有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签定并履行劳动合同。但用工现状却不容乐观:目前,吸纳全国1/3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建筑行业,却偏偏是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的行业,建筑业也成了拖欠工资、工伤难获赔偿等侵害农民工权益的“重灾区”。

  在国内建筑行业普遍采用包工头用工模式的情况下,建设部去年出台文件,要求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基本被劳务企业或其他用工企业直接吸纳,包工头承揽分包业务基本被禁止。按照建设部的要求,包括广州在内的副省级城市今年6月底以前,必须使用有相应资质的劳务企业,禁止将劳务作业分包给包工头。

  连日来,记者对广州建筑市场的调查却发现,广州市目前共有3000多个在建工地,外来务工人员在30万人以上。虽然全市曾有30余家建筑劳务企业,占建筑企业总量的3%,但目前尚存的10余家劳务企业基本没有按要求运作,而施工企业九成以上采用的是包工头拉来的农民工。

  据悉,为推进劳务企业取代包工头的工作进程,广州市建委、劳动、地税等部门组成的考察团已经前往北京、合肥、青岛等地“取经”,上述三个地区已经基本落实劳务企业制,这些地区建筑业务发包时,参加二次分包的必须是有资质的劳务企业。

  有关人士分析,几年前广州已出现建筑劳务企业,但是几年下来却所剩无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广州建筑成本定价在全国处于中等以下水平,劳务企业的引入势必进一步分薄有关单位的利润;其二,劳务企业采用中介行业还是建筑行业的税率,两者之间相差近一倍;其三,农民工习惯了包工头模式,对劳务企业缺乏认同感;其四,劳务企业真正运作,要承担税费、培训等众多成本,在与包工头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

  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与包工头相比,建筑劳务企业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优势明显。包工头不是独立法人,根本就不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更不用说缴纳社会保险了,一旦发生包工头携款潜逃事件,人都找不到,而有了一个合法注册的公司,监管起来就非常方便。广州市建委有关负责人对于如何推进劳务企业取代包工头不愿表态,但今年6月底的大限在即,劳务企业取代包工头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维权难题,目前尚是未知数。
  

  两个包工头的故事
  
  湛江籍包工头吴老板——
  当了20年包工头躲了8年债

  讲述者:吴老板
  
  “我以前是村支书的,后来穷得没饭吃才出来做工程的。”包工头吴老板快人快语。

  一身得体的旧西装,一张写满沧桑岁月的脸,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这便是52岁的湛江籍吴老板给记者留下的印象。如果不是事先约好,根本不会把“欠薪”“包工头”“工程”这样的字眼与他联系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年能赚10万元

  1984年,当吴老板还是29岁的精壮小伙子时,为了讨口饭吃,他带着几个同样年轻的乡亲义无反顾地离开贫困的家乡,开始了在城市里的打工仔生涯。

  “当时一般是从香港老板手里找些活干,基本上能拿到工钱,也没想到会干完活后拿不到工钱。”由于吴老板带着老乡没日没夜地干,工程质量又比较好,很多老板都对吴老板非常认可,吴老板拿到的活也越来越多,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老家的房子也焕然一新。很多镇上的老乡在看到吴老板致富之后,也托关系找上门来,请吴老板带自己出去。

  跟着吴老板的队伍形成了一定气候,吴老板又带着大家来到建筑工程需求量更大的东莞。“那时干得好,一年能拿个10万—20万元,不过有时干一年也拿不到钱,自己还得搭上老乡的伙食费。”

  1987年,吴老板在东莞建筑行业混出了名堂,结交了不少朋友,手下的工人也数以千计。经常陪公司老板进行应酬,使得吴老板更加气派,老家想出来打工的都纷纷上门求吴老板:“还有活吗?带我出去找口饭吃。”
  
  1997年

  积攒血汗钱全扔进去了

  “以前赚十万元差不多要赔进去一万元,但怎么也没想到干了15年的血汗钱全扔进了这个工程。”

  1997年,已经积攒了上百万元资金的吴老板伙同几个朋友,一起承包了广州的一个工程。本来以为这个工程的发包方是国营单位,地块又好,自己还有工程的优先权,胜算在握的吴老板想借这个工程壮大自己的实力。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开发商在工程进行两年之后,无故将连同建筑工地在内的地产转包给另外的公司,已经垫资了1700多万元工程款的吴老板只得让工人停工。

  从1997年开工到1999年停工,吴老板一直垫资,给工人提供伙食费和部分材料费,却没从开发商那要回一分钱。要不回工程款,下面又有300多工人等着领工钱,吴老板陷入了前无未有的困境:自己积攒了10几年的血汗钱全扔进去了,吴老板已经无力支付工人的工钱。
  
  目前

  5年时间靠朋友借钱过年

  从拥有数千名建筑工人的“大老板”,到一无所有的“贫困户”,吴老板对此表示非常无奈,“自己年纪已经大了,不可能再去下力干活了,家人也没什么工作,只能成天上访和收集材料准备打官司。

  而当年跟着吴老板的吴日升现在还欠工人42万元工资,他现在只好一家四口住在当年工作的工地上。工地上没有电,晚上只能靠蜡烛照明,用水也是到附近人家去提。工地上被欠款的200多工人,每天就是出去找些零工度日。

  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到什么时候,8年了,当年的烂尾工程还没有启动,而新的东家能否付给吴老板的工程款也还是个未知数,他们,还得一天天等下去。
  
  电白籍包工头田老板——
  泥腿子摇身变为超级富翁

  讲述者:戴卫国
  
  大概谁也想不到,芳村白鹅潭旁边的信义·国际会馆,这个目前在广州别具个性,集商务办公、多功能展览、艺术家工作室、豪华酒店公寓、高级餐饮与一体高档物业的拥有者,当年曾是满腿泥巴的包工头。而2004年,他的公司所做工程量就达8亿元。
  
  有二三千万元收不回来

  广东明×园投资副总经理戴卫国说,在老家,田老板原来靠砌墙、运沙维持生计。1991年,他离开家乡来到广州。那时候,广州正活跃着很多包工头,外地来的占了大部分。来到广州之后,田老板把会干泥水活儿的老乡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工程施工队。“最初工程队也是从砌墙开始做的,一块砖一块砖地砌,之后才开始接一些小工程来做。小工程做多了,比较大的工程后来也就可以试着做了,公司最初就是这样发展的。” 

  那时,广州的建筑市场还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施工队往往“打一抢,换一个地儿”,没有安全保障,也缺少技术培训,先施工后拿施工准许证的现象比比皆是。市场的不规范带给包工头更多的则是机会。为了争取更大的工程,田老板的工程队加入了原国家工程施工一级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工程有限公司,成为这个大型国企下属的第十六冶金建设三分公司,经营大坝、电站厂房等工程的建筑安装等。

  戴先生认为,广州市的建筑行业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尤其是2001年以后,各建筑施工单位为了抢大工程,形成了激烈的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而包工头作为整个建筑队伍中最底层,一旦发展商拖欠或者其他环节出了问题,就不能如数收回工程款。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许多实力不够雄厚的包工头便不得不退出了建筑市场,“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广州市的10个包工头中能生存至今的,也许只有一两个,80%左右的包工头都被淘汰出局,田老板是幸存的20%中的一个。”
  
  转为投资商收益股份

  “做包工头没有技术含量,只是人员的组织,松散而没有良好的管理,层次比较低。”看到包工头这一行业的弊端,也看到建筑市场欠缺规范化,从2002年开始,“第十六冶金建设三分公司”开始向第三产业发展,转型投资入股大型基础工程,如高速公路、小型机场、矿产资源开发、城市商业房地产开发等。

  “我们公司从管理和技术上都进行了转型,只有这两者都具备,才有继续生存、发展的可能。”该公司在转型以后,先是对一些基础工程,如高速公路、水电工程进行开发、投资。戴先生介绍,投资与承包工程的收益很不同。比如开发矿产资源的一个项目,假如是1000万元的造价,承包工程或许可以得到300万元的利润,而作为投资商,向该项目的公司入股,收益便是股份,而不是现金。

  企业的转型,最难的是人的观念的转变。戴先生认为,包工头在工程交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付出之后很快就有回报的思维定势。但是在投资公司,要投入一大笔财力和物力进行管理,管理需要成本。给员工提供社会保障,制订一系列的激励制度等,都是不少的投入,但是这些都不是立竿见影,马上看见成效的。
  
  ■是是非非包工头

  农民工经纪人?建筑业寄生虫?
  
  包工头身上,有着太多的是是非非。在他们身上,“孙子”与“老子”、“天使”和“魔鬼”矛盾而又完美地统一在一起。

  要工程费的时候,他们必须成为“孙子”;在农民工面前,他们又成为“老子”。

  在众多家乡人眼里,他们毫无疑问是乡里的能人,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批农民走出深山,用他们的汗水乃至鲜血,换来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生活的改善。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包工头招来工人后,根本不知或者不愿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有些包工头依仗自己手中掌握的信息资源和“权力”,对农民工颐指气使,拖欠、克扣工资,有时甚至携款潜逃,出现工伤事故时则不管不问。

  有时他们高高在上,有时他们又沦为受害者,成为农民工权利的代言人。他们是为农民工带来信息和财富的天使,有时则又化身为沾有血腥的魔鬼。

  包工头是农民工中有头脑、有智慧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为建筑企业提供了大量急需的人力资源;同时,他们把农村富余、分散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充当着农民工“经纪人”的中介角色,为农村的繁荣和稳定起了巨大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素质和地位——处于建筑产业链条的最底端,相对于建筑企业、工程发包方来说,也是几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弱势群体,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首先拿农民工来缓冲;有时迫于形势,他们又不得不与农民工站在一起,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同时,也维护着自己的权益。

  许多包工头如同寄生在建筑公司下的虫子。包工头由于没有从业资格,多挂靠在建筑公司名下,他们拿到工程的手段很多是靠拉关系、走******。在此背景下,建筑施工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情况便屡见不鲜,而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行贿受贿也不断出现。

  不管怎样,包工头的出现是在劳动力市场发育初期、市场不健全状态下的产物,在自身权益难以保障,工会、劳动保障等难以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情况下,包工头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包工头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到了必须规范管理的时候。
  
  相关

  在一个行业下去了,在别的行业又起来了——
  包工头模式延及东莞制造业
  
  提及包工头,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建筑包工头,但在东莞制造行业,近年来在民工荒以及某些行业接受订单季节性明显的情况下,包工头式用工开始走俏。

  东莞玩具协会秘书长陈祥佑告诉记者,去年东莞民工荒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有一些包工头趁机组织一帮老乡,做“职业”临时工,他们往往由包工头出面,找到劳工短缺的企业,声称可以带一批熟练工人来工作,但工资要求比较高,而且按天算。企业由于签了订单,眼看要截止交货期,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包工头统一从企业拿到工人工资后,往往是自己拿大头,工人拿小头。没有劳动合同的限制,有的包工头甚至不顾协定,任意拉走临时工,给企业造成损失,扰乱生产秩序。

  这是包工头在东莞制造业最突出的表现,据介绍,实际上东莞早已存在类似的熟练工包工头。
  
  老乡带老乡 熟手带生手

  “东莞制造行业的工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老乡带老乡的‘老乡工头’,一种是生产线上熟悉起来的熟练工‘工头’。”在东莞打工近十年、自2000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带一些老乡来莞工作的谭先生向记者简单介绍了东莞“工头”的情况。

  农民工早期进城往往找相熟的老乡,其中的少数人成了较固定的联络人,这就是“老乡工头”的雏形。“老乡工头”的出现既解决了企业用工难题,又让那些待遇较好的企业得到宣传,外来务工者可以找到较好的单位工作。谭先生表示,“其实我们这样的情况不能算是‘工头’,工头的感觉总是在压榨别人。我们带老乡过来,有很多不收介绍费,有时收也收得很少,很少有接了工找老乡做,自己拿大头,老乡拿小头的。”
  
  包工头多见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谭先生表示,东莞工厂范围内出现的以赚钱为目的,真正意义上的包工头并不多见。不管是“老乡带老乡”的“工头”形式,还是熟练工“工头”带熟练工来去求职的情况,在东莞均多见于玩具、纺织行业流水线等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工厂企业,由于技术含量不高,企业对工人的要求也不太高,工人的流动性较大,才有了类似“工头”的情况出现。

  另一方面,一些工厂对于能够稳定工作“工头”带工人的情况表示较为欢迎。麻涌一家纺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市场经济下,转工厂或跳槽是正常现象,只要工人们在转工后稳定工作,工厂并不排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工头带熟练工人转工,肯定是一家企业的工资、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次于另一家,这对于改善珠三角工厂的工作环境,解决一些工厂拖欠工资等现象是有良性促动的。”
  
  部门反馈

  东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制造业包工头不是普遍现象

  对于工厂包工头现象,东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民工荒的时候,劳动部门对此现象略有耳闻,事后这一现象在东莞还是比较少见,目前对此现象劳动部门正在调查监控中,如有违法行为出现,劳动部门会依法处理。

  该负责人表示,这种现象的产生,实际上也是法律法规在招人用工这方面有些跟不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对劳动合同的忽视。如果双方能按照相关规定签定劳动合同,并较好地执行劳动合同,求职者不会随便跳槽换工,用工者也不会担心熟练工以换工为由要胁高工资,双方的权益都可以得到保障。

  劳动局另一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企业提及在缺工期员工追求高利益,不愿意签订合同,这应该也是少数。如果企业工作环境好,大部分求职者还是希望能有一个较稳定的工作及收入,特别是第二代外来务工者,更注重工作环境和劳动保障,熟练工“工头”可以组织熟练工跳槽换工,实际上也正是务工者希望能改善工作环境促成。如果企业用工环境改善,自然出现的“工头”现象也会消失。
  
  ■农民工何去何从

  能否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有关专家三问劳务公司
  谨防劳务公司成新包工头
  
  毫无疑问,包工头用工模式存在的种种弊端,已经到了必须加以规范的时刻。劳务企业代替包工头有什么好处,能否彻底解决因包工头而引发的种种问题?

  笔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劳动保障、建筑企业、专家学者、农民工等,他们多数反映劳务企业取代包工头确实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对发包方、施工企业、农民工以及管理单位等,都可以实现有效管理,农民工维权也有了一定保障,但要真正做到行业规范化,还有赖于各方面的努力,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劳务公司=包工头“洗脚上田”?

  用劳务企业取代包工头,如果该项措施得以切实实行,包工头将失去生存的空间,自身必然产生分化。对于一些比较成功的包工头,他们将被“招安”,成立专业的劳务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而对大量小的包工头而言,他们本身素质有限,只是一个相对高级一点的建筑工人,劳务企业成立后,他们要么变身为劳务企业的管理者,要么回到以前的一线建筑工人身份。

  不管是自己成立公司还是成为劳务企业的管理人员,包工头都必须提高自身素质。经过记者调查,包工头中的多数人,对于劳动法规都极为缺乏,相当数量的人员对于社会保险是什么,有哪些险种以及对劳动者有什么好处都一概不知。而成为管理者之后,他们首先必须自己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样才能有效运作和管理劳务公司。在其自身素质提高以后,无论是对其事业发展,还是对于维护自己和农民工的权益都将是一件好事。
  
  劳务公司会否成为包工头集散地?

  劳务公司要真正成长起来,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其自身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劳务企业如果不能健康发展,很有可能会回到包工头分食劳务企业业务的怪圈。

  如果劳务企业管理不善,相关部门监管不严,还会出现大量劳务企业不与农民工不签劳动合同,不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的情况,如此以来,农民工的权益依旧难以保障,他们由于自身法律意识不够,只有在出现问题时才可能求助于相关部门,在程序繁琐的情况下,很可能就会接受一些对自己不利的条件,而选择与劳务公司私了。

  其它的问题还包括,劳务企业对农民工不进行培训,或者有些企业是些小的皮包公司,出现问题一走了之,等等,都必须依靠制度和加强监管方能使劳务企业走上正规、健康的发展道路。
  
  劳务公司监管如何实施?

  尽管劳务公司相较于包工头而言,有着众多的好处,但能否真正取代包工头,包工头能否由此“洗脚上田”,情况并非特别乐观。

  首先,该政策的实施有赖于政府的强力推行。“以前广州也有一些劳务公司,但后来多数都名存实亡”,一名建筑行业的业内人士表示,在包工头大量存在且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低廉的成本与灵活的模式使包工头几乎挤占了劳务公司的空间。

  而且,每一项变革与进步都肯定充满艰难。对习惯了以前状态的包工头而言,多数人如果能够成功转型则早就功成名就了,现有的环境让他们已颇感满足的情况下,让包工头去成立专业公司去面对市场,努力改变自己,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耐心。

  此外,一些专家还表示,劳务公司成立后,如果不能真正按照市场规律与游戏规则去运作,相关管理规定与监管措施难到位,劳务公司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维权难题,其自身恐怕也将陷入有名无实的窘境。
  
  广州几十家建筑企业劳务公司多数只剩“空壳”
  劳务公司成型要过三道坎
  
  按照预期的设想,有了劳务企业之后,农民工就不再是一个游离的群体,而是有了一个组织,他们的权益将得到相对有效的保障。农民工直接受雇于劳务企业并与之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企业再负责为农民工办理工伤等社会保险,这样以来,一旦发生欠薪或者工伤事故时,责任简单明了,劳务企业责无旁贷成为“债主”或者农民工权益的维护者。有了法人资格之后,劳动、建筑、工商等部门也可以有效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督促劳务企业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

  同时,劳务企业可以充分了解建筑市场的需求信息,从而有针对性地承揽工程、招用劳动力,农民工也不用再受一些黑中介的欺骗。对于正在推行的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制度,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加强监管,让劳务企业承担起对农民工的培训任务,切实提高农民工素质。

  然而,从现在的状况来看,现有的劳务公司并不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早在几年前,广州便成立了数十家建筑企业劳务公司,但几年下来所剩不多,尚存的大部分也是挂在施工企业名下的“空壳”。劳务公司要真正做起来,尚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已经成立的劳务公司运作中存在哪些现实困难,对此笔者进行了调查。
  
  【现实困难一

  一些农民工认识不到位

  “什么公司不公司的,我们现在老乡在一起很好,跟着老乡干放心。”广州某楼盘工地上,四川籍农民工与他的老乡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虽然少数农民工对于劳务企业也心存好感,但多数农民工早已习惯了包工头的用工模式。在他们看来,老乡在一起沟通简单,乡里乡亲的不会出现包工头坑害自己的事情,而且一旦出了问题大家可以互相照应。而且,多数农民工对劳动法规与社保政策几乎一无所知,要到劳务公司工作需要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会保险,甚至还要接受培训,部分费用被劳务公司拿走,因此他们非常不情愿接受这种改变。
  
  【现实困难二

  依赖政府强力推行

  一方面农民工认识不到位,他们流动性又大,另一方面,包工头给发展商提供了一个资金周转点,这是包工头非常吸引他们的地方。而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推行,劳务企业在与包工头的竞争中更处劣势。一些劳务企业反映,不少包工头“神通广大”,他们手里有着大把的资源可以利用,因而农民工对他们总是趋之若鹜。据了解,广州市今年的工程造价上扬,但调整之后的造价水平还只是接近并略低于全国水平,如果本来就很低的工程造价水平再让劳务企业插上一杠,则势必会大大压缩各方面的利润空间,因而建筑流水线上的各方并不愿增加这个环节。加上包工头不用交纳社保等各种费用,这使劳务企业更难与包工头展开竞争。
  
  【现实困难三

  缺乏优惠扶持政策

  广州某劳务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早在2004年就筹划成立了该公司,但苦与没有政策支持一直没有做起来,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获得项目后再找包工头分揽工程。据介绍,劳务承揽工程是以建筑行业还是中介行业身份,税率相差近一半;而且,劳务企业要启动,必须要农民工进行培训并进行技能鉴定;此外,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究竟是社会保险的所有险种一起缴纳,还是可以只缴纳工伤保险,是按照农民工输出地的标准缴纳,还是按照广州的标准缴纳,这都必须有赖于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有关业内人士表示,制度的推行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过渡和试验,政府也应该分担一部分农民工上岗和培训的费用,税收扶持政策也必须落实。
  
  【专家观点

  劳务公司不应是唯一解决办法
  
  包工头用工有哪些弊端?劳务公司能解决这些弊端吗?包工头式用工的背后说明了什么?劳务公司如何健康发展?就上述问题,笔者采访了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谌新民。
  
  包工头有三种

  谌新民表示,严格来讲,包工头三种形式。其一,一些素质较高的人,本身有很好的文化素质和技术能力,他们有时会出来承揽一些项目,有时甚至能够从他们承揽的项目中产生一些很好的发明,这种属于高层次的包工头。另外一种就是一些行业里的熟练工人,在企业用工呈周期性的情况下,他们利用自己熟练的技术,承揽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例如纺织服装业的临工集团,但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欠薪等情况。最后一种情况就是一些建筑行业的包工头。
  
  包工头是时代的产物 

  谌新民认为,包工头的产生与存在有其必然性,这是劳动力市场供求不正常的体现,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产物。在农民工自发涌向城市的过程中,老乡带老乡的过程中便产生了包工头。无疑,包工头的存在有好处,可以解决一些临时性的用工,同时,他们的存在也给盲目流动的农民工提供了工作机会。但是,包工头在法律、税收、监管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法律方面,包工头没有合法身份,其自身及与建筑工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很难处理,从监管方面来看,也正是由于其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导致很难监管,出现了漏税等情况,农民工权益也很容易受到侵犯而难以维权,而且包工头的存在也会扰乱劳动力市场秩序。
  
  劳务公司如何成立是关键

  谌新民表示,用劳务公司取代包工头只是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问题的关键是要看劳务公司是如何成立的,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成立,则是好事情,如果是政府完全靠行政手段推动,则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带来效率低下的弊端。市场有缺陷,又存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情况,就需要制定规则,解决其存在的弊端。

  他说,包工头如果转化为劳务公司,还存在一个培训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身素质不高,特别是法律意识方面。劳务公司成立后,一定要加强监管,包工头跑了,一般与农民工都是同乡,这样还有地方找,如果是一些皮包公司那就麻烦了,农民工想找都没办法找。

来源: 深圳建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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